纪德在1922年作了关于陀氏的六次讲座。在这一系列讲座中，纪德层层剖析了陀氏的文学思想以及艺术风格，他深入到陀氏及其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发现了谦卑与傲慢的相互转化、人物思想的二重性等陀氏创作的重要特点。本文是纪德在老鸽棚剧院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纪德视陀氏为天才的小说家，而且是“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女士们，先生们：

几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还寥寥无几，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那样，最初的一批崇拜者都是精英，而且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壮大，以至于到今天，连我们这个老鸽棚剧院都显得不够大，容纳不下所有那些人了。我今天首先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如今还有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作品那么反感。因为，要战胜一种不理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看成是出自真心的，并努力去理解它。

人们以西方人的逻辑出发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主要是他笔下人物的性格，他们往往不合情理、优柔寡断，而且几乎总是不负责任。他们的形象因而可能显得乖戾和疯狂。有人说，他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一些噩梦。我认为这么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妨暂时接受它，还可以像弗洛伊德那样回答说，我们的梦其实比白日的行为更真实。不过，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我们还是来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怎么谈论我们的梦的吧。他说：“我们的梦充满了荒谬性和不可能性，但你们立即接受它，几乎并不感到惊奇，即便在另一方面，你们的智力发挥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威力。”他继续说：“为什么当你们从梦中醒来，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时，你们几乎总是感到，有时甚至还非常强烈地感到，梦在离你们而去时带走了一个未被你们猜破的谜呢？梦的荒唐让你们微笑，同时你们却又感到，这荒唐的外表中包裹着一个想法，一个真实的想法，某个属于你真实生命的东西，某个存在着的东西，始终存在于你们心中的东西；你们会认为，在你们的梦中找到了一种期待已久的预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梦的这一番话，我们将应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去，但这并不是说，我一下子就赞成把他的那些故事跟某些荒诞的梦境相提并论，而是说，当我们从他的书中醒来时，我们也一样感觉到——即便我们的理智拒绝给予一种完全的赞同——我们感觉到，他刚刚触及了某个“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隐秘点。我想，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解释，知道了为什么某些聪明的学者会以西方文化的名义，拒绝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因为，我马上就注意到，在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学中，我说的不仅仅是法国文学，而是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

霍夫曼夫人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据我所知，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传记，只可惜没有翻译过来），其中就引用了一个俄罗斯人的话，她认为，那句话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感受俄罗斯灵魂的一大基本特点，我也认为，没有任何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说明我想要说的话了。当那位俄罗斯人被指责不守时间时，他很严肃地反驳道：“是啊！生活是困难的！有些时刻需要人认认真真地去过，这要比按时赴一次约会远远重要得多。”在这里，个人的私生活要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正好就在这句话里，你们不觉得吗？它让某些人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重要，而又让其他许多人觉得他是如此的难以接受。

我绝对不是想说，西方人，法国人，完全地、彻底地是一种社会的生物，只是穿了社交礼服才存在于世的：帕斯卡的《思想录》摆在那儿，《恶之花》摆在那儿，这些严肃而又孤独的书也是法国人的作品，跟我们法国文学中的另外一些作品一样。但是，某种类型的问题，焦虑啊，激情啊，关系啊，则似乎应该留给伦理学家、神学家、诗人去解决，而小说根本就不必去过问。在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中，《路易·朗贝尔》无疑是最不成功的；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篇独白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奇迹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

无论多么高深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敢涉及。但是，这句话刚刚说出口，我就必须马上补充说：他从来不以抽象的方式来涉及它，在他的小说中，思想永远是依靠了个体的存在而存在的；思想永恒的相对性就在于此，思想的威力同样也在于此。某个人终于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天命和永恒的生命，只是因为他知道，再过不几天，或者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死了（《白痴》中的希波利特），而在《群魔》中，另一个人建立了整整一套形而上学的体系（尼采的思想已经在这个体系中萌芽），只是由于他要自杀，因为他必须在一刻钟之后杀死自己。听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因为必须自杀才想到了这些，还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些才必须去死。最后，还有另外某一位，梅什金公爵，他最异常的直觉，他最神圣的直觉，只有在他癫痫症即将发作时才能产生。从这些观察出发，我现在根本不想得出任何的结论，而只想说明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为思想最丰富的一种小说——我本来想说的是书籍——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始终是我所知道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小说和书。

因此，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们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而成为所谓的象征。他们也从来不是什么典型，如同在我们的古典戏剧中那样；他们始终是个人，跟狄更斯笔下最有特点的那些人物一样特殊，与任何一种文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肖像一样，被描绘得同样有声有色。请听这样一段话：

有那么一些人，我们一开始很难就说得出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正是那种通常被称为“普通”人、群众的人，而实际上，他们正是人类的大多数。我们故事中的好几个人物，就属于这个广大的类别，特别是加布列尔·阿达廖诺维奇。

这确实是一个我们很难揭示其特点的人物。且看作者是怎么提到他的：

几乎是从少年时期起，加布列尔·阿达廖诺维奇就时常为自己的平庸而苦闷，而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的折磨，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一个上等人。他充满强烈的渴望，可以说天生就是神经敏感、易于烦躁的命，而且他还相信自己欲望的力量，因为它们十分猛烈。他那种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冲动有时会使他做出最轻率的冒险，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就变得过于理性，不能痛下决心。这一点简直要了他的命。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一个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描绘。我们还必须补充说，其他的人物，近景中的大人物，他就不去描绘他们，而是让他们在整本书的过程中自己来描述自己，而且，描画出的肖像还在不断变化，永远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人物永远处在成型的过程中，始终难以从阴影中彰显出来。我顺便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跟巴尔扎克实在是太不相同了，巴尔扎克最基本的考虑，似乎永远是人物的完美结果。巴尔扎克的描绘类似大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绘类似伦勃朗，他的那些画属于一种如此强有力的、而且常常还是如此完美的艺术，以至于在它们的后面，在它们的旁边，是不会有太深的思想深度的，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永远是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

作者: [法] 安德烈·纪德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 余中先

出版年: 2006-1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帝把他折磨了整整一辈子

198年前的今天，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曲折人生。他生活的俄国富裕强大，在国际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身边的俄国百姓穷困潦倒，卑微若草芥。或许是这样撕裂式环境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欲，让他写尽人世间的凄凉，他的笔尖触及蜷缩在边缘的小人物，他的文字展现出温馨的人性光辉，他的名字也因此成为不朽。

虽是文学巨匠，但瘦弱矮小、伤痕累累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身影。 或许，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他那潦倒、跌宕的人生经历与他那沉郁的作品互相呼应，共同铸就了文学艺术的永恒。

我们今日谈论俄国文学，不得不把崇高的眼光放向19世纪那一批伟大的俄国作家群中。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个辉煌的名字在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他们的笔尖流淌出的那些或清新或锐利的文字，使整个人类的思想史熠熠生辉。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们散发出来的光芒也丝毫不减半分，甚至愈加明亮。

如果让这些伟大作家们共处一室，我们便会惊奇地发现：总有一位额头如柏拉图宽阔、沟壑纵横的苍白男人孤独地蜷缩在黑暗最黑处，他的一只手里拿着赌桌上的砝码，一只手里紧紧地攥着十字架。

他便是一生贫病交加、悲苦与宏大并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手稿

生于穷困，难分理想幻梦

1821年11月11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其父为莫斯科一家济贫医院的医生。童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并不宽裕，他和自己其余六个兄弟姐妹拥挤地住在医生的出租房里。父亲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严令禁止他们独自外出，于是，零花钱和朋友皆稀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的孤独不易。那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知道，这种不易将持续一辈子。

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岁时，家里有能力购置庄园，甚至还拥有了一百个农民，然而，就在次年，庄园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营不善，渐入不敷出。他长期酗酒，性格暴躁，在1839年去世，可能死于中风，也有传言被自己庄园的农民打死。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在工程院校里名列前茅，却已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据他回忆：“哥哥写诗，每天三首左右，甚至在路上也写，而我不断地在脑海里构想一部以威尼斯生活为基础的小说。”父亲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年拿到大约五千卢布。老陀家可能带有“败家”基因，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恋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甚至辞去了他在工程兵团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跟土豆一样乏味”。

俄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什么才是有趣的？当然是从事文学创作。然而，成为作家这个理想正如一个一戳就破的幻梦，实在无法给债台高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儿帮助。还好他早就对这个幻梦认知清晰，他说“在我的灵魂中，有一种我所相信的火焰，尽管我不过于关心它会带来什么。”自信与自负的鸿沟仅有一步之遥，陀氏性格方面的缺陷不断加剧他与家人之间关系上的紧张，

经济上的窘迫，人际上的冲突，命运开始了残酷无情的折磨。

然而，这种折磨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当穷困的螺丝钉狠狠嵌入人破碎的身体时，总会有一种庄严且富有激情的思想迸溅而出，把他雕凿成永恒的产物。

书信体小说《穷人》应运而生。陀氏把这部“用炽热的激情之火，甚至是用淋淋汗水”浇灌而出的著作交给诗人涅克拉索夫审阅。他在家中苦苦等待了两天，终于，在一天的凌晨四点钟，门铃声紧响。涅克拉索夫冲进他的家门，眼含热泪，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他，祝贺他写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激动的诗人还去找当时最富盛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他挥舞着书稿，大喊：“一个新的果戈里诞生了！”“你的果戈里和雨后的蘑菇一样多！”别林斯基感到不屑。不过，当别林斯基读完这部书后，便改变了态度。

贫穷是他受过的屈辱，也是他文学之路的宝库。

掷向高空，命运秋千无情玩弄

“瞥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极度紧张不安和天性敏感的人。他身材瘦小、头发金黄，面带病容：小小的灰色眼睛谨慎地从一物转到另一物，而他苍白的双唇神经质地战栗。”这是陀氏凭借《穷人》步入文学舞台后，帕纳耶娃夫人对他面容的描述。赫然挤入文坛所带来的眩晕感加重了陀氏的自大与疑心病，他的身体与心理越来越远离平衡。他难以忍受任何人的批评意见，沉浸在誉名与自我的虚幻中。

在拿到几部小说的预订款后，陀氏又开始了寻欢作乐的生活，对朋友好心的忠告充耳不闻。在小说《白夜》后，就像把还没出生的孩子卖到工厂里做苦工，他把写的每一行都抵押出去。他将自己与债权人之间的缠斗比作是“拉奥孔与毒蛇之间的缠斗。”这种旷日持久的缠斗使得陀氏原本就脆弱的神经更加错乱，陀氏此时的作品被斥做“迂腐不堪和毫无心肝的”。人们对陀氏的兴趣开始消减，甚至曾经赞誉他的人也开始对他猛烈抨击。

但丁有言：“人世间不会想到，在世界上播种神书要流出多少鲜血。”陀氏越想要从荆棘丛中伸出手求救，越有尖锐的刺扎进干涸的喉咙。

命运把他摆荡入高处，又将他拉回庸俗之辈中。因发表不当言论，陀氏涉嫌非法煽动叛乱，被判罚死刑。在临刑前，改判为四年监押和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在狱中，他不断以文学艺术之名为自己申诉：“我感到悲伤的是，作家的使命在我们时代被某些阴暗的怀疑压缩了，审查官在一个作家甚至还没写任何东西时，就将作家视为政府的敌人，并怀着明显的偏见处理作者的手稿……”狱中对人生及艺术的思考，给了他另一部重要著作《死屋手记》重要灵感来源。

《死屋手记》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者：娄自良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氏实乃一位“根基主义”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读者都可窥见其心灵。四年牢狱生活“是被活埋的四年，是被钉在棺材里的四年”，也是思想火花迸射的四年。在牢狱生活里聚敛的对世界的最后印象，在流放地里收集的污秽与粗蛮的见闻，都是《死屋手记》的直接材料来源。带着难以忍受的癫痫病，陀氏终于出狱了，他被改造成了王权坚定的拥护者。不久，他便和同样多疑敏感的玛丽亚·伊莎耶娃结了婚。

在西伯利亚待了十年后，陀氏携妻子返回了彼得堡。在这里，他为哥哥办的刊物《时代》供稿，《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得以发表。他的手头渐宽裕，开始游历欧洲，浪子性格又开始占领上风。他在世界各地的赌桌上挥霍热情与金钱，妻子与哥哥先后病亡，祸不单行，这份自由主义刊物遭禁，留给陀氏的不仅有一大笔债务，还有待养育的继子与情人的儿女。

迫于无奈，他再次与出版商签订不平等合同，争分夺秒地写作《罪与罚》，与此同时，他仅在26天内就完成了小说《赌徒》。他不断地在赌桌和书桌上游走，稿费一到，便挥霍在赌桌上。在如此循环下，他写出了《罪与罚》、《白痴》、《群魔》这些难以忽视的作品。虽写书作为陀氏的糊口之举，某些作品难免有拼凑之嫌，但是，他在精神的高压状态下仍然保持如此活跃的思想状态，值得人另眼相待。

英剧《罪与罚》海报

“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真理长存。”《作家日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问世，为陀氏带来广泛的赞誉。人们看到了这位艺术家的无限可能。

跨越界限，最接近上帝的人

茨威格在《三大师传》中所言：“生活，用熟知一切的意志把唱颂歌的人打造成了殉难者。”

苦难将陀氏的一生压缩成一个又一个紧张的瞬间，他借才华与因性格缺陷导致的穷困对抗，负担压弯了他的脊梁，并摧毁了他的神经，却贴近了人与信仰的距离，世界与俄国的距离。

在狱中，陀氏唯一能读的书只有《圣经》，他的虔诚信仰使他的灵魂自由地在空中飘浮，纵情指挥书中的每一具肉体，尽力贴近“上帝”。上帝是陀氏笔下难以避免和难以寻求的。当伊万·卡拉马佐夫以不可遏制的固执询问：“有一个上帝吗？还是没有？”陀氏借基里洛夫之口呼喊：“上帝把我折磨了整整一辈子。”陀氏的信仰永远在两级摇摆，一面笃信，一面质疑。这是一种不可治愈的分裂，并遵循“自我毁灭-自我重建-自我拯救”的模式，和民族主义结合，由人性中翻找出上帝的谜影。

西方即传统欧洲国家，常将俄国人与敌人形象、与“哥萨克”威胁联系在一起。第一位使欧洲赞叹的目光投向俄国的，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曾动情地说：“普希金只让我们看见俄国的贵族；托尔斯泰又让我们看见了宗法制度下淳朴的乡下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宣布新的可能性点燃我们的灵魂，激发起这个新国家的天才。”陀氏在文化上扩展俄国，并借神秘人性的致命吸引力，深深攫取世界的眼光。

英剧《罪与罚》片段

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封闭在自己的意识中,且都散发着他本人扭曲、痛苦、病态的情感，这使得弗洛伊德的信徒乐此不疲地从他的文本中寻找吻合。弗洛伊德的那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将精神分析与陀氏的小说紧紧连接。

由于陀氏把将哲学术语和都市俚语一口气裹进他啰嗦复杂的语言漩涡中，情感的传递往往需要借助于喘不过气来的阅读效率，他的幽默感也显得神经质和歇斯底里。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算不上愉快的体验，但抬头，人们总会看见一个明朗的世界。以至于到今日，总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他的灵柩，都来歌颂他的伟大与深刻。

责编：列支敦士登、蓝夜

图片：网络 来自：凤凰网读书

标题配图为俄国现实主义画家列宾（Ilya Yafimovich Repin）的油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

编者按：

“所有时代的大众都满意地生活着，与生俱来的温和让他们满足于现有的一切……这些大众既不会有所发现，也不会作奸犯科；其他人则思考和受苦，寻找和发现，斗争和犯错——其他人永远与他们格格不入，永远鄙视他们，同时永远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惬意而劳作着。”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在其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中，对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如此评述道。

弗兰克耗数十年之功，撰写了恢弘壮阔的五卷本陀氏传记。受作者之托，这部传记现在被缩编为更具普及意义的单卷本。在这部精华版陀氏传的前言中，作者弗兰克交代了自己写作的初衷。他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往往是其个性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与其意识形态动机紧密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他的人物对自身行为结果的反应符合他们所在环境的道德和社会标准。因此，如果想要真正理解陀氏的小说，读者必须深入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分析各种流行思想如何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相互碰撞和冲突。空想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分别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从欧洲传入俄国，并深刻地影响了陀氏的写作。而作家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宗教的信念，则成为了其吸纳和批判各类思想流派的立足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 作者前言

文/【美】约瑟夫·弗兰克

鉴于本书是我已经出版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作品的五卷作品的缩编本，我觉得应该向我的新读者们介绍一下写作它们的初衷。这个想法主要源于我发现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涯的许多二手著作中，他的作品的某些重要方面被忽视了，或者至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他的个人历史，因为他的人生如此不同寻常，以至于传记作家们几乎无法抗拒地要对其跌宕起伏详加叙述。在对俄国社会的深度和高度的熟悉程度上，没有其他哪个像他这样地位的俄国作家能够与之媲美——作为苦役犯，他曾在西伯利亚与农民罪犯共同生活了四年，到了晚年，他又受邀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家族的年轻成员一同用餐，有人相信沙皇可能从与他的谈话中受益。不难理解，这样的人生及其所有迷人的细节成了人们最初思考和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背景。

不过，我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别提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学和政治时评，他的《作家日记》是俄国有史以来流传最广的月刊）越多，就越是觉得传统的传记观点无法充分展现其创作的复杂性。事实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与为他的所有小说提供了内容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做着斗争，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也从当时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获得了灵感。特别是在他的重要作品中，此类理论为人物经常显得离奇和古怪，有时甚至显得凶残的行为提供了主要动机，比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与基里洛夫。虽然小说中对人物个人纠葛的描绘经常达到了情节剧般的效果，但想要真正理解他们，我们必须明白他们的行为如何与意识形态动机交织在一起。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因此，当我开始撰写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觉得应该改变视角，纯粹的个人传记不应继续主导对其创作背景的解释。在我的书中，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生活的篇幅要小得多，而留给他生活时代的各种流行思想的冲突的篇幅则大得多。作为对我的前四卷作品理解最深刻的读者，令人深为缅怀和才华出众的小说家与批评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表示：“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堪称大部分文学传记的衡量标准，但完全不像弗兰克那样深入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理论的细节。”这并非意味着我忽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但其仍然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了大得多的意义。事实上，界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创性的方法之一是看到他把个人问题同当时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的这种能力。

上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著作缺陷的评价主要适用于他的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作品（主要为英语、法语和德语）。当然不能说俄语学术和批判作品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背景进行过探索。事实上，我对该背景的分析从几代俄国学者和批评家那里受益良多，包括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imitry Merezkhovsky），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和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还有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y Berdyaev）等哲学家。但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学者们很难以这些开创者为基础继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公正和客观的研究，直到近年情况才有所转变。毕竟，他最伟大的作品旨在破坏催生了那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必须突出他的缺陷而非成就。而除了很少的例外，移民学者的作品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道德—哲学影响，而非作品本身。在心怀感激地利用所有这些诠释成果时，我也试图纠正它们在我看来的局限性，无论是由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是非文学方面的考虑引起的。

不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放在它们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只是充分理解其作品的第一步。因为它们的重要之处并非在于他的人物参与了理论争辩，相反，关键在于他们的思想成了他们个性的一部分，达到了无法彼此独立存在的程度。在他创造的行动和情节中，思想主导着行为，而且没有让后者变成隐喻，他作为意识形态小说家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正是在于这种能力。他拥有我所称的“末世论想象”，能够想象将思想变成行动，直至最后的结果。与此同时，他的人物对这些结果的反应符合他们所在环境流行的普通的道德和社会标准，正是这两个层面的融合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哲学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在一番极为敏锐的话中指出，他天生倾向于用这种方式将思想戏剧化。斯特拉霍夫写道：“最普通的抽象思想也常常会对他产生不寻常的冲击，让他激动不已。无论如何，他是个极度容易激动和敏感的人。一个简单的想法（有时甚至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也会让他突然激动起来，向他呈现出自身的全部意义。可以说，他对思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活跃感受。然后，他会用不同方式陈述那种思想，有时对其作出非常犀利和生动的表达，尽管并未对其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或发展其内容。”（3 ：42）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感受思想”的天生倾向让他最好的作品带有了特别的印记，也是为什么确定他的作品与他生前的思想演化的关系显得如此重要。

19 世纪40 年代，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让他声名鹊起，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称赞那是俄国文学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品最重要的范例。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 世纪40 年代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显示他接受了当时在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可以认为这些理念受到了基督教的启发，尽管根据现代社会问题对其精神进行了重塑。不过，虽然空想社会主义并不宣扬为了达到目标而采用暴力，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了对同情和怜悯的需求，但他属于一个以煽动反对农奴制为目标的秘密团体（该组织的存在直到他去世后很久才为人所知）。不过，在这个地下阴谋集团能够采取任何行动前，它的成员就卷入了一个名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无害讨论小组（他们都是其成员）的被捕和判决中。

亚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年－1870年）

俄国思想家、革命活动家，反对沙皇专制主义

该小组的成员经受了假死刑的煎熬，然后获悉了对他们的真正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到西伯利亚接受苦役。结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世俗”基督教信仰经历了关键的转变。此前，他一直致力于改善尘世生活；现在，这个目标没有被抛弃，但蒙上了阴影，因为他意识到作为道德存在支柱的对永恒的希望有多么重要。苦役营的岁月还让他相信，对自由的需求（特别是感到能够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人类个性中无法根除的要求，如果没有其他的出口，它甚至会通过明显的自我毁灭形式来表达自身。此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写的，在苦役营度过的四年帮助“［他的］信念”在更加世俗的层面上“重生”。这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即使在最凶残的农民罪犯的心中也深深植根着传统基督教信仰，他们在复活节仪式上匍匐在地，镣铐哐啷作响，听着神父念叨“主啊，接受我吧，哪怕我是盗贼”。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他心目中俄国人民无法消除的基督徒本质的信仰便源于这些经历。

于是，结束在西伯利亚的十年流亡回到俄国后，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在那段时间成长起来的19 世纪60 年代的新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和杜勃罗留波夫（N. A.Dobrolyubov）宣传的这些独具特色的俄国思想融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无神论、19 世纪法国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英国功利主义。俄国激进主义获得了新的基础，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的“理性利己主义”，后西伯利亚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无法接受。他用来反对这种新的信条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地下室手记》，小说中的地下人相信一切人类行为都服从于决定论——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的这种决定论代表科学的终极和权威形式——这不可避免地与地下人的道德情感发生冲突，深受折磨的他想要超越这种冲突，但无能为力。

《罪与罚》对另一位激进派思想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Dimitry Pisarev）的思想做了回应，此人鲜明地区分了沉睡的大众和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卓越个体，后者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有权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犯罪。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发现，他的真正动机是测试他是否能战胜自己的基督教良心去实现这个目标（他的测试没能成功）。迄今仍是描绘革命密谋的最佳小说的精彩的《群魔》以涅恰耶夫事件为基础，即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y Nechaev）领导的一个地下团体中的某位年轻大学生被害的案件。这个完全肆无忌惮和拥有钢铁意志的煽动者写了《革命者教义问答》，以功利主义者的立场宣扬为了实现所谓有益的社会目标而不择手段，相形之下，马基雅维利看上去像个唱诗班的孩子。

除了驳斥他所反对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试图创造一个可以作为新一代人正面榜样的基督教道德形象。《白痴》就是通过描绘这种基督教理想来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的“理性利己主义”的一次尝试，但最终他无法避免让梅什金公爵遭遇灾难性的结局。这种尘世的失败无疑是基督自我牺牲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但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相信“像基督的训诫那样爱人如己是不可能的。人们受到尘世间的个性法则束缚。自我阻止了他们”。只有在来世才能真正战胜“个性法则”。

英文原版 Dostoevsky：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世纪70 年代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激进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年里发生了变化。此时，像米哈伊洛夫斯基（N.K. Mikhailovsky）和彼得·拉夫罗夫（Peter Lavrov）这样的激进派宣传家否定西方的“进步”观念是社会演化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家没有放弃对沙皇统治的坚定反对，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受到马克思对把农民变成无产者的“原始积累”的谴责的影响），他们开始从祖国为他们所目睹的欧洲下层阶级的不断贫困化寻找新的解决途径。随着农奴制在1861 年被废除，有人担心同样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在俄国重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 年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中看到了这场社会变革的后果，斥责那是肉欲之神巴尔的胜利。

就这样，激进派开始重估俄国农民生活的优点，这让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距离比过去大大缩短。立场的这种改变无疑是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少年》意外地发表在激进派杂志《祖国纪事》（Notes of theFatherland）上的原因之一。小说对主人公做了精彩而生动的刻画，这位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法满足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一方面又被这种信仰在农民中的稳定所吸引。书中还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长篇小说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重要的农民人物，为小说过于复杂的浪漫主义情节提供了道德支柱。

现在，俄国激进派接受了植根于东正教信仰中的俄国农民生活的道德—社会价值，但仍然拒绝接受作为那些价值来源的信仰本身，而是继续坚持他们的无神论。这种内在矛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和最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作品大胆地试图利用神义论主题来应对这个问题。被认为博爱的上帝如何可能创造了一个存在恶的世界？19世纪60 年代的激进派干脆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所写的，19 世纪70 年代的激进派否定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造物的意义”。

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2009）剧照

在对基督教永恒困境的庄严呈现上，没有哪个现代作家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他一边通过伊万·卡拉马佐夫对上帝所谓的善进行了猛烈抨击，一边又试图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和佐西马神父的布道对此做出反对。这些描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希腊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为伴，跻身但丁、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行列，而非与很少敢于进入如此崇高领域的小说家同行为伍。他的每一个核心人物都被放在受到西方文学中某些最伟大作品影响的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尺度上详加描绘，他本人的小说现在也在那类作品中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位置。

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时评的感染力，还是他与俄国社会所面对的最深刻问题的热情斗争，这些都让他超越了当时所发生的激烈争吵，就在他于1881 年去世后仅仅一个月，那场争吵导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我们并不意外地看到，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众朗读普希金的《先知》一诗，就像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常常做的那样时，他本人也被欣喜若狂的听众称为先知，他们从他宣扬以基督的名义实现普世和解的话中找到了慰藉。长达将近一英里的送葬队伍同样证明了他的地位，其中包括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大量组织和团体。对作家的赞美把他们都统一起来，他的作品以如此动人和迷人的方式阐明了困扰他的年代里所有识字俄国人的问题，他的天才把他们特有的冲突提升到普世高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作品的梦想之一是实现俄国文化的统一；如果他生前没能做到这点，那么可以说他去世时实现了目标。此外，当时的俄国人所一致感受到的敬意延续至今，他的重要小说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